自成都9月1日宣布全市静默到今天各个区陆续解除静止，人们都看到了“自由的曙光”。但疫情解封不等于心理“解封”，我们要警惕心理“封控”，尤其是新冠疫情下的污名化。

面对封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商场、交通、娱乐场所甚至学生上学都受到影响，昔日繁荣的街市也行人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感染新冠病毒，人们是否还愿意与其交往。从最初的武汉，新冠病毒被称为“武汉病毒”，到前段时间的上海，再到成都。虽然随着信息的公开，科普的宣传，人们对新冠的了解逐渐加深，但仍然很多人感到担忧和恐惧。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新冠患者的污名化。

所谓的污名是指个体所具有不受欢迎的特征,这种特征会导致个体在一定社会背景下被主流文化群体贴负性标签、贬低、侮辱而遭受到污名化(张明等,2020)。污名化的本质是一种以负性的态度看待具有特殊特征的个体，虽然没有明显的负性对待，但它以一种隐匿的形式使特殊特征的个体被拒绝、排斥和孤立。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提到爱和归属的需要是人们基本需求，污名化则使个体这一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为什么会存在污名化？

1.威胁感知增加。研究证明当面对不确定的风险信息时，人们对其的威胁感知会增高(徐淑慧等,2022)，而当前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此对新冠病毒的相关内容仍存在诸多担忧和疑虑。同时根据恐怖管理理论(Willis et al., 2021)，当公众意识到自己存在生存威胁时便会产生一种死亡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会采取各种防御行为。因此，具有疑病心理的人可能更容易与新冠肺炎患者或新冠肺炎治愈者保持社交距离，甚至排斥并迁怒他们，导致污名水平较高(刘媛等,2022)

2.错误归因。当疫情爆发时，人们更愿意进行他人归因，将疫情简单的归因于传染地外流人口和返乡人员，通过对其污名化减轻个体责任，以减少自身压力和焦虑情绪。

3.情绪传染。情绪传染，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相互传播，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通常伴随着网络空间强烈的情绪传染(张宝生和张庆普, 2020)。疫情当下，病毒不仅威胁了身体健康，还阻碍了正常社交生活，许多人产生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当个体处在危险情境下，这些负面情绪会在公众之间传播，使公众心理认知出现了一致性偏差，最终导致污名化的产生。

4.信息缺乏和认知局限。一方面由于疫情发展的迅猛态势，人们对疫情信息的迫切需求和怀疑焦虑的心理，使得各类谣言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使得公众迷失在繁杂的信息里无法探求真相；另一方面，即使面对疫情科普，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污名化。

污名化的危害

1.情感伤害。污名化对群体而言，是在被污名者的情感伤口上撒盐。特别是网络上对特定地区或群体的污名化，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情感负担，引发了负面情绪(Chen et al., 2021)，污名化对个体而言，可能会导致被污名者遭受歧视，偏见，或不公正待遇(Frost, 2011)，同时在情绪上产生抑郁、焦虑，甚至加深公共污名的自我感觉和体验，引起污名的内化，即自我污名或病耻感(齐建等,2021)。

2.社会规避行为。当个体受到污名困扰时，可能会对其社会身份、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产生社会规避行为。具体表现为为了逃离歧视性环境而隐瞒病情、接触史，甚至拒绝隔离、不愿意承认病症从而放弃科学治疗(齐建等,2021)。

3.风险感知增强。污名化会导致风险感知增强。公众倾向于与新冠肺炎患者、新冠肺炎治愈者、其他与疫区有关的人员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降低自己的感染风险，从而导致了更高的污名化倾向(刘媛等,2022)。

4.资源消耗。污名化成为疫情后的次生文化灾害，会造成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患者可能会因为对污名的恐惧而隐瞒不报，从而增加防控压力。另外，污名还可能会影响确诊患者康复后的社区回归，康复患者要面对自身病耻感和社会排斥的双重压力(齐建等,2021)。

如何应对污名化？

1.学习相关知识，保持宽容态度。积极学习掌握与疫情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做到心中有数，保持良好心态，避免不合理的恐慌。理智地看待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尽量做到不将患病原因归于个人道德。正确认识新冠疫情，对新冠患者和康复者持宽容的态度，不对其贴标签。

2.保持理性思考。不将外界的污名化信息内化，正确认识自身，做到自我接纳(俞国良和张亚利,2020)。正确认识污名化，理解污名的不合理性和暂时性，并在具备疫情知识的前提下理性思考，不污名他人(徐淑慧等,2022)。在面对热点事件时做到不偏信，不盲从，“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要始终用事实说话，保持对真相的渴求。

3.锻炼承受能力并有理有据、有节地回应外界(Gronholm et al., 2017)。锻炼自身强大的承受能力，坦然面对可能到来的污名化行为，放平心态，从容削减其给身心带来的消极影响(俞国良和张亚利,2020)。在此基础上，做出有理有节的回应并提出自我主张。

4.寻求外界帮助。身处疫情区的民众在受到较严重的社会排斥时要及时寻找帮助(徐淑慧等,2022)，可以通过寻求线上心理咨询等方式，避免污名标签的进一步内化。

（图源网络，侵删）

作者简介：

刘佳坤，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王祺，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胡中华，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天府峨眉计划”特聘专家，大连市青年科技之星，主要研究方向为情绪与社会性注意、孤独症儿童的眼神加工特点和干预方法等。

参考文献

刘媛, 郝艳华, 崔小倩, 关涵文, 王子予, & 崔宇. (2022). 新冠肺炎公众污名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038-003).

齐建, 姚尚满, & 王志中. (2021). 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的影响,产生与应对机制研究. 医学与哲学, 42(8), 5.

徐淑慧, 时勘, & 王译锋. (2022). COVID-19期间民众的风险认知熟悉度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污名化的调节作用. 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3(1), 34–42.

俞国良, & 张亚利. (2020). 污名现象的心理效应与应对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黑龙江社会科学(4), 8.

张宝生, & 张庆普. (2020).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虚拟社群负面情绪传染规律及治理研究——来自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措施的启示. 情报杂志, 39(09), 121–128.

张明, 穆妍, 章玉琪, & 孔亚卓. (2020). 污名化对被污名个体人际互动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8(9), 1564–1574.

Chen, X., Huang, C., & Ni, X. (2021). Negative Emotion Arousal and Altruism Promoting of Online Public Stigmatization on COVID-19 Pandemic.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15.

Frost, D. M. (2011). Social Stigm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ocially Stigmatized: Social Stigma.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5(11), 824–839. https://doi.org/10.1111/j.1751-9004.2011.00394.x

Gronholm P C，Henderson C，Deb T，et al，Interventions to reduce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the state of the art，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No．3，2017，pp． 249－258

Willis, E., Mah, K., Shapiro, G., Hales, S., Li, M., An, E., Zimmermann, C., Schultebraucks, K., & Rodin, G. (2021). Testing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n advanced cancer. Death Studies, 1–10. https://doi.org/10.1080/07481187.2021.2019145.

【编辑：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