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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篇(11):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认知失调与再平衡
[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手机版本]  [扫描分享]  发布时间:202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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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坚持动态清零措施,力求将疫情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随着奥密克戎毒株不断变异,传染性大幅跃升,各级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与隐形之敌旷日持久的斗争仿佛永无尽头,公众难免产生厌倦、疲惫、焦虑的消极心态。研究表明,负面事件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失控感,诱发不安、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马志燕等,2021),而疫情何时何地出现正是高度不确定、不可控的。在出现疫情后,民众又会联想起过去大规模封城、隔离等灾难性场景,进一步强化了负面情绪,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常常导致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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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认知是个体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包括感知、想象、记忆、推理等心理过程。两种相关联的认知之间要么相容、一致,要么彼此不协调。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认为,当两种认知相互矛盾、产生冲突时,会引发个体强烈的不适感,这种心理现象就是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的原因,通常是个体接收到与固有观念相矛盾的信息,或者是个体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信念。认知失调促使个体改变思想或行为,来消除自相矛盾造成的紧张情绪,从而恢复心理平衡。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体验到认知失调。比如因接收到的信息与固有观念冲突而导致的认知失调:明星因丑闻而人设塌房,往往给狂热粉丝的心灵造成深深的伤害;唐山打人事件引发全民愤慨,因为无法无天的恶行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线。又如因行为违背了个人信念而导致的认知失调:明知不该熬夜,却躺在床上玩手机到深夜;明明手头有紧迫任务急需完成,却迟迟不开始;拖延癌晚期,越拖越焦虑。此外,还有决策后认知失调,人们在多个备选方案中做出抉择后,会倾向于用已选方案的消极面与未选方案的积极面去比,若此决策事关重大、影响长远,则容易产生极不甘心的后悔情绪,这也是一种认知失调。为逃避这种认知失调,很多人患上了选择困难症。

如何应对疫情,国内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利弊得失。任何一种防疫路线,都可能让部分民众拿本国路线的代价与外国路线的好处去比,产生不满情绪,导致认知失调。比如中国互联网上呼吁学习国外“躺平”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国外网友羡慕中国严控疫情带来安全感的也大有人在。每一国民众都可能对本国的防疫路线产生认知失调,如何正确地应对认知失调状态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概括起来,疫情防控可能引发下列五种类型的认知失调现象:

(1) 逻辑违背型(项光勤, 2010),指两种认知之间存在逻辑冲突而引起的认知失调。比如国内主流舆论认为,动态清零能有效遏制病毒传播,宏观上实现了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动态清零不能消灭病毒和疫情,代价却不菲。当个体在这两种认知之间踌躇摇摆,就产生了认知失调。

(2) 文化价值冲突型,指认知冲突由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所引起。比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政府限制个人自由,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是个人对自身行为负责,政府没有道德义务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而儒家文化属于集体主义,讲究在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政府有义务为百姓谋福祉,有义务维护公序良俗、社会稳定。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既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受西方文化影响,多元化的价值观易导致因文化冲突引发的认知失调。

(3) 观念层次冲突型,指对同一件事从不同层次进行评价得到矛盾结论而引起的认知失调。

比如被赋红/黄码的人员看病难,封控造成服务行业人员收入下降,学生无法上学给孩子和家长都造成困扰。从大局看,必要的封控措施需要全民配合;但从民生的角度去评价,得到的结论可能是负面的。不同层次的观念导致对同一件事的评价相互冲突,也引发了舆论场的争议和认知失调。

(4) 新旧经验矛盾型,指新的经验与旧有经验不一致而产生的认知失调。比如动态清零政策在2020-2021年间效果很好,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也很小。但从2022年初奥密克戎毒株成为主流后,过去的防疫措施无法阻断病毒的快速传播,不得不升级加码,全国范围内封控变得更频繁和严格,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干扰也超过前两年,使曾经支持动态清零的一些人也不禁怀疑此举是否值得。过去成功的经验在新情况面前不灵了,造成了人们的失控感和焦虑感。

(5) 愿望与现实冲突型,指个体的主观期待与客观现实不符所导致的认知失调。抗疫近三年,公众开始产生懈怠情绪,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回归疫情前正常生活的愿望愈发迫切。然而奥密克戎毒株不断变异、传染性越来越强、业已减弱的毒性也有抬头趋势,这一切表明距离全面放松防疫措施依然前路漫漫。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引发了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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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我们该如何应对认知失调?有以下几种方式(侯玉波,2013):

(1)  改变行为。使自身行为符合其认知。与其在隔离期间牢骚不断,不如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完成之前拖了很久、想做而没做的事;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学习新知识和锻炼;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开展一些以前没时间做的家庭活动。在大环境相对萧条的蛰伏期,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2)  改变认知。使得自身认知与实际行为一致。既然行动上必须配合动态清零,就改进自己对疫情的认识,与其纠结于封控造成的不便与困扰,不如多关注遏制疫情带来的正面效果,以及自己能在封控期间收获些什么。对网上的情绪性表达要有冷静的判断,比如有人认为躺平有利于经济,但国外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点;有人认为国内新冠死亡率极低,但这正是防疫的成果,如果用国外的死亡率乘以中国的人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损失;有人认为核酸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政策,更是无稽之谈,国家对于更庞大的利益集团如地产、教培、互联网行业都能重拳整治,不可能为了核酸产业而牺牲国家利益。

(3)  改变环境(Jeong, 2019)。我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信息环境,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自己塑造,算法根据用户过去的浏览记录推送信息,使倾向于看负面消息的用户会看到更多负面内容,形成负面信息流的自我强化,造成信息茧房。而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客观上又便利了不负责任的阴谋论的传播,造成负能量与不实信息泛滥。要打破信息茧房,就要改变自己日常接触的信息环境,有意识地去浏览与自己固有成见相反的事实和观点,扭转算法持续推送负面信息的单调性,使信息环境变得更丰富多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4)  改变生活的重心(Harmon-Jones, 1999)。费斯汀格指出:认知失调的程度,与事由的重要性正相关;当生活的重要方面遭遇挫折时,会造成更强烈的认知失调感。一旦居家隔离压抑了我们日常重视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旅游、剧本杀、看演出等,人就会感到十分不适。这时候,改变生活方式的权重,有助于减轻认知失调感。比如旅行爱好者不妨降低旅行的优先级,进行一些替代性的户外运动来达到类似的放松效果。习惯了线下娱乐的朋友不妨将社交活动搬到线上,何况如今连演唱会都能在线观看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发现,那些我们曾经很看重的生活习惯,并非不可或缺,离开了这些习惯并不会导致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新的生活习惯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看到别样的风景。

(5)  增加社会支持(Matz, 2005)。家人之间相互支持,开展积极的互动娱乐活动,增进亲情,融洽家庭氛围,适当宣泄负面情绪。亲友间守望相助,嘘寒问暖,坚定信心。小区内邻互帮互助,不失为结识平日里不怎么来往的邻居、加深邻里关系的机会。中国人自古相信人定胜天,西方神话里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人类,而大禹治水的叙事却是人的团结战胜了天灾。

(6)  摒弃妄念。既然明知疫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那就抛弃快速回归疫情前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将疫情长期存在作为客观现实接受下来,在考虑到防疫措施常态化的前提下,规划未来3-5年的人生,让计划与防疫相适应,让任务安排更加富于弹性。

 

疫情反反复复,没被封的不知道会不会被封,被封的不知道要封多久,行为与信念、舆论与真相、愿望与现实的冲突,让人们时常陷入认知失调的烦恼中。但中国人讲究一个“和”字:个人与环境一致、信念与行动一致、愿望与付出一致,是疫情中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每个人都是这场抗疫战争中的勇者,你永远不会独行。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起身反抗,哪一种都未必更加高尚。存在自相矛盾的认知并不可怕,辩证法指出正是矛盾推动了演化。正如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所示: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而泰然处之,是一流智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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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参考文献

马志燕,赵章留 & 陈振帮.(2021).负性事件的不确定性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与认知重评的作用. 西部学刊(24),110-113.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Reedited in 1962/1985 a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侯玉波. (2013). 社会心理学.3. 北京大学出版社.

项光勤.(2010).关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几点思考. 学海(06),52-55.

Jeong, M. ,  Zo, H. ,  Lee, C. H. , &  Ceran, Y. . (2019). Feeling displeasure from online social media postings: a study using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7.

Harmon-Jones, E. , &  Mills, J. .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0.1037/10318-000(1), 3-21.

Matz, D.C., & Wood, W. (2005).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groups: the consequences of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1, 22-37.

 

撰稿:邓菲菲(2021级硕士生),张译尹(2022级硕士生),肖坤辰

整理润色:瞿婧珂(2021级硕士生),郭晨炎(2021级硕士生),熊亚南(2022级硕士生),张安琪(2022级硕士生),李欣瑶(2022级硕士生)

肖坤辰,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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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