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李红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的情绪障碍杂志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SSCI一区，IF = 4.84 ) 在线发表了题为“Does gender role explain a high risk of depress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40 years of evidence”的元分析，系统综述了自1978年以来，性别角色与抑郁的关系变化趋势及其调节因素，回答了性别角色如何解释女性的高抑郁易感风险问题（图1）。

图1 文章封面

文章自7月16日上线，迅速引发广泛关注，被Altmetric评为高关注度文章（图2，https://www.altmetric.com/details/110197650#）。

图2 Altmetric网站

李红教授也于近期接受了来自PsyPost网站主编的专访（图3，https://www.psypost.org/2021/08/masculinity-may-have-a-protective-effect-against-the-development-of-depression-even-for-women-61730）。李红教授在专访中指出：“此项研究的想法始于2007年我们团队开展的系列神经电生理实验，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对负性情绪刺激更为敏感 (Yuan, J. J., et al., 2007; Li, H., et al., 2008)。我们推断，这可能是引发抑郁症性别差异的重要机制。我们进一步思考，女性更高的抑郁易感性仅仅是因为她们生而为女性吗？我们认为社会心理性别（例如性别角色）可能是预测抑郁易感性的有效指标。鉴于过去40多年来关于性别角色和抑郁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而性别角色可能在不同时代与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和合作者们决定系统地回顾抑郁障碍和性别角色的关系并考察其潜在的调节因素，以期找到解释女性高抑郁风险的心理社会因素。”

图4 专访报道网页

性别角色是指符合社会文化价值期望的典型男性化特质（如：独立的、有领导能力的、果断的等）和典型女性化特质（如：温柔的、深情的、善解人意的等）。每个人受社会文化影响都在不断塑造着自己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两类特质相互独立，构成一个二维正交结构，并形成独立于生理性别的四种性别角色类型：男性化（高男性化、低女性化）、女性化（高女性化、低男性化）、双性化（高男性化、高女性化）和未分化（低男性化、低女性化）。

通过系统检索，研究纳入了涵盖全球2万余名样本的58项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男性化特质与抑郁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现出稳定的保护效应，并且对女性而言同样重要，然而绝大多数男性都具有较高的男性化水平，而较少的女性表现出高男性化倾向，因此，女性的高抑郁易感性可能源于其缺乏有效预防抑郁的男性化特质。

研究进一步发现，无论生理性别和年龄，双性化性别角色个体易感抑郁的风险最低，支持“双性化优势假设”，即认为双性化个体更少受到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能够在不同场景下灵活地调整情绪应对策略。该结果提示，一味强调传统和典型的性别角色规范（如：男性应该坚强，而不被鼓励温柔；女性应该善解人意，而不被鼓励独立、勇敢）可能是激化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不同年代和国家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了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index-hdi，图4）”，根据文章样本的来源地和发表年代提取相应的社会医疗、教育和经济指数，通过元回归分析，揭示了随着年代进程、医疗、教育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双性化优势正在逐渐增强，而这一点得益于女性化对抑郁的保护作用开始崛起（图5）。

图4 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网站界面

图5 此项元分析重要结果概览

此项研究由我院李红教授领衔开展并作为独立通讯作者，第一作者为李红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林静远，并由来自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美国麻省总医院、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多名学者共同参与合作完成。

原文见：https://authors.elsevier.com/c/1dSQ6bXYija5y

Reference：

[1] Lin, J. , Zou, L. , Lin, W. , Becker, B. , & H Li. (2021). Does gender role explain a high risk of depress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40 year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 294, 261-278

[2] Li, H., Yuan, J.J., and Lin, C.D. (2008). The ne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female advantage in identifying negative emotion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NeuroImage, 40: 1921–1929.

[3] Yuan, J.J., Zhang, Q.L., Chen, A.T., Li, H., Wang, Q.H., Zhuang, Z.C., Jia, S.W. (2007). Are we sensitive to valence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ly negative stimuli?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rom an ERP study. Neuropsychologia, 45: 2764–2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