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4日晚，成都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2022年9月15日12时起，无社会面新增病例的锦江区、双流区、成都高新区（除芳草街街道）等地区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上前几日宣布解封的四川天府新区、高新区西区以及简阳市等地区，目前不少地区都将逐渐的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这无疑体现了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在其背后每一位防疫人员和市民的共同努力。在解除封闭管理之后，人们这段时间被压抑的内心也似乎迫不及待地的想要释放，有网友分享就在宣布9月12日解封后的凌晨1点左右的兴隆湖竟然出现了堵车的情况，短短的1个小时，无人的街道便车水马龙，冷清的深夜便熙熙攘攘。这万人空巷的现象不仅反映了人们需要释放内心压抑的迫切感，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应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解除封闭管理后人们的过度聚集现象，以此防止过度的聚集带来的二次伤害。

堵车的凌晨（图源网络，侵删）

一、为何在解封后会出现过度聚集现象？

《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中将“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定义为一个人在身体方面或心理方面的缺欠引起过度的补偿行为或“矫枉过正”，“过度补偿”行为对个体本身而言无非对错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却会引起相反的效果。对于实行封闭管理已数日的成都市民而言，恰逢限电的酷暑逐渐过去，人们不必再依靠空调度日，却在终于可以约上三两好友休闲地享受户外的凉爽之时遭遇疫情。未来的计划被突然打破，每天的时间也不在自己的控制中悄悄流逝，于是人们对于生活刺激的欠缺感、生活计划的失控感和生活秩序的失衡感油然而生。

疫情之下，日复一日的单调事务在时间的催化下逐渐抹去了我们对外界的感知，让人们陷入了一种类似于“感觉剥夺”的状态。当大脑中的理性开始隐身时，失控等消极情绪却逐渐显现。在漫长的等待中，“感觉剥夺”的麻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人们的过度聚集行为。因此，在对过度聚集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前，我们先来了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感觉剥夺实验：

感觉剥夺实验（图源网络，侵删）

在解封后，人们迫切的希望对上述的缺欠得到满足甚至过度的补偿，以至于出现在凌晨1点部分区域仍出现堵车、街道上人流熙攘的状况。这种非必要的过度聚集在解封后更应该被人们重视。

二、过度补偿可能引起的结果

过度补偿可以由结果分为两类（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932）：

一类是成功的过度补偿，成功的过度补偿是指过度补偿的结果是积极的。这种过度补偿往往建立在个体对自己、对他人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能够清楚的识别到自己应该被过度补偿的缺欠和那些无须过度满足的缺欠；例如解封后采购适量的用品以备不时之需、更加认真的工作学习以弥补封闭时的缺失……

另一类则是失败的过度补偿，失败的过度补偿是指个体没有对自己、对人生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过度补偿心理，最终造成一种消极的结果。而疫情这种外部原因的影响使得人们难以对自己的缺欠有正确的认识进而导致如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报复性消费、造成物资浪费的过度采购囤货、发出“噪声”影响居民的“抗议”以及非必要的过度聚集等现象出现……

然而目前有更多的成都市民仍处于封闭管理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调节自己以预防之后解封时失败的过度补偿呢？

三、疫情反复，我们让它缓缓——延迟满足

居家隔离剥夺了人们外出旅游、外出聚餐等人际交往活动的自由，长此以往，人们的归属感难以得到满足，外界刺激也逐渐单一化，进而减少了人们的选择感和自我控制感，迫使人们需要通过某种途径缓冲，重获控制感。解封后的即时补偿的确对人们充满诱惑，但为了疫情防控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言，我们更需要学会延迟满足，提高自我的控制能力，来预防可能反复的疫情。

延迟满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是自我控制的重要成分，它最早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儿童会通过幻想来减轻需要缺失造成的心理失衡。美国心理学家Mischel则通过儿童对糖果延迟满足的经典实验正式提出了“延迟满足”，即：个体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主动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控制能力(Mischel & Underwood,1974)。

最近这段时间，无症状感染者居多，解封后走在大街上，和一个人的擦肩而过都可能让健康码由绿变红。在此，依旧建议大家解封后也要注意自我防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处，疫情反复，它也累，我们让它缓缓，延迟满足自己迫切外出的需要，给疫情一些时间，争取可以早日看到两年前就想去看的天空、海洋和草原。

棉花糖的诱惑（图源网络，侵删）

四、我们应该怎样提高延迟满足能力

相关研究表明，人格因素、自我效能感以及自尊会影响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提高自我的延迟满足能力。

影响延迟满足的因素

（一）培养人格中的高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和低神经质(neuroticism)

相关研究表明，高尽责性个体一般具有努力工作、有组织性、高效率和目标取向的特征，而低尽责性的个体一般缺乏自律、思虑不周、较低成就取向、缺少坚持(Baumeister,2002)。而神经质对个体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正好相反——低神经质个体相较于高神经质个体会较少经历焦虑、愤怒等负性情绪，不容易失控，从而更容易延迟满足（Renn,Allen,Fedor和Davis,2005）。

人格（personality）的发展会受到生物遗传、家庭环境、社会文化、自然物理环境、童年经验、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是“人类性格的工厂”，对人格塑造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父母可以与孩子建立起平等、和谐而要求清晰的关系，在积极引导的同时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权，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从而培养孩子人格中的高尽责性和低神经质，为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提供基础。

（二）提高一般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Bandura,1977）的自我功效论提出结果期待和效果期待。结果期待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结果的估计。效果期待即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相信自己对事情有自我控制能力，所以会倾向于完成一些困难的任务。延迟满足是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个核心成分，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可以同时提高个体的自我延迟满足能力。

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措施

1.个体经验（直接经验）：个体在以往的成就情境中获得了成功。如今，隔离已经成为了人们熟悉的事情，从疫情爆发初期隔离时的慌乱变成了现在的麻木与镇定。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更好的应对隔离期间的突发事件。比如，疫情初期的时候，很多人隔离在家没有食物，甚至有人在网上求助，但到现在，各个社区或者小区成立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团队，很好的保障了隔离人员的生活。

2.替代经验：个体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获得成功，从而强化并提高了自我效能感。B站上有位up主分享了自己因为感染过新冠而被公司辞退的事情，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位up主得到了自己应有的补偿。疫情期间，人人不易，但他人的一些成功经验，如：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极大的增强人们在疫情期间的自信心。

3.言语说服：在直接经验和替代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言语说服效果会更好。疫情期间，各大新闻媒体对疫情的防控工作进行了报道，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潜移默化的给人们传达一个观念：出门戴口罩，少去人群聚集地就能够有效保护自己不感染新冠。戴口罩或者少去人群聚集地是人们自己可以掌控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体的自我控制感，从而可以缓解解封后的过度补偿现象。

4.生理唤醒：个体在面临某项活动任务时的心身反应、强烈的激动情绪通常会妨碍行为的表现而降低自我效能感。武汉封城的那几个月，新冠来源的不明确、口罩的短缺、疫苗的待研发以及一些无良媒体的煽动，全国上下处于一种极度恐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产生情绪和行为上的失控。因此，我们要采取一定的情绪调节策略，维持自身情绪的稳定，提高自我效能感和延迟满足的能力。

（三）提高自尊

自尊（self esteem）代表着个体对自己的接纳程度（Brockner,1988），是自我评价的重要维度与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高自尊的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能力具有积极的认知，而低自尊的个体倾向于轻视自身行为结果的价值和质量，对自我产生消极的信念(Ashford, 1989)。在此次疫情中，低自尊的个体会对现实有着更低的自我控制感，认为自己无法把控未来，因此会倾向于立即满足自己外出的需要而不顾及疫情的反复。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培养延迟满足能力，人们可以通过转移、自我服务、向下比较三种方式去找回自己对生活的控制感，如：全身心投入工作、自学一项技能等等。

自尊的提高措施：

1.学会用自我服务的方式解释生活。疫情期间，有些人丢了工作，有些人因为居家隔离没法做生意，这时候人们对生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控感。为了重获控制感，很多人开始对现状进行一个自我服务性的解释，比如：前几年太累了，一直想待在家里“摆烂”，疫情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借此提高自尊，从而提高了自我控制能力。

2.学会向下比较。疫情对不同个体或地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国内的人们在国家统一的政策引导下，逐渐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武汉也得以解封；国外有些地区却因为管理政策失误，促使疫情恶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员死亡。疫情期间，国内外的中国人民也是在不断的表达着对祖国的赞扬，一些留学生也愿意花高昂费用回国。结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尊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满足归属感和安全感需要的基础之上。因此，回国可以给他们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从而满足自尊的需要，提高自尊。

3.转移，即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擅长的领域，以提高自尊。居家隔离期间，很多人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为了让自身能力得到体现，维持自尊感，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社交平台上传自己的隔离生活Vlog，自媒体、up主等词汇被更多的人知晓，很多人也通过这次疫情发现了自己在视频对话方面的优势。

上述便是一些帮助大家理性应对解封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能够：

作者简介：

陈照盟，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何奕蒙，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方梵，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陈荣，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万志林，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刘玥，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测量与统计。

祝传清. (2013).过度补偿心理初探. 学理论(08),49-50.

彭聃龄.（2019）.普通心理学：第 5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侯玉波.（2018）.社会心理学：第 4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盛华.（2010）.社会心理学：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忠军，刘云娟，袁德勇.职业延迟满足评价综述.心理科学进展，2012，20：705-714.

Mischel, W., & Underwood, B. (1974). Instrumental ideation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Child Development, 45, 1083–1088.

Baumeister,R.F.(2002). Yielding to temptation:Self-control failure,impulsive purcha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Research, 28(4), 670–676.

Renn, R. W., Allen, D. G., Fedor, D. B., & Davis, W. D. (2005). The roles of personality and self-defeating behaviors in self-management fail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31(5), 659–679.

Brockner, J. (1988). Self-esteem at work: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Ashford, S. J. (1989). Self-assessments in organization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grative model. In L.L. Cummings & B. M. Staw (Eds.),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1,

【编辑：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