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2024级 心理学硕士 朱星宇

2025年11月14日至11月17日，全国第九届情绪与健康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大会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进行汇报。作为一名研二的学生，站在科研道路的起点上，很荣幸能参与这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我想从一名学生的视角，谈谈这次参会的收获。

2025年8月，很遗憾，我的摘要并没有被全国心理学大会接收，一股强烈的挫败感油然而生。尽管理智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摘要研究课题不太符合大会主题，理智还告诉我，在当时考研时坚定选择的这条路上，会有无数次这种挫败的瞬间。科研就像是一条星光里的路，路上少有鲜艳的鲜花和热烈的掌声，甚至在沉寂的夜里，连回声都很难听到。既然热爱这条路上的坚守与意义，就得忍受它偶尔带来的小雨。

幸运的是，十一月，摘要被情绪心理学大会接收了。尽管以往已经参加过许多研讨会，包括发展心理学年会和普通心理学大会，但这是第一次以摘要投稿人的身份真正参与到大会中。

11月13日下午，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看着打印出来的《会议议程》一字一句仔细研读并做好了“攻略”。情绪心理学上的汇报主题琳琅满目，如果都要听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分会场的汇报。于是我仔细筛选，最后聚焦于三个最感兴趣的主题，分别是：心理韧性、情绪障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以下是几场对我来说受益匪浅的汇报：

谢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生人之一

——《飞鸟集》

傅小兰教授在开幕式上汇报了《论数字时代的心理韧性》，她总结了我们所处的AI智能时代的特征。傅小兰教授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乌卡时代”，充满了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在这样的时代下，新的数字化环境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往有研究表明，负面环境和压力环境会导致人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但明尼苏达项目发现，即使父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也有些儿童可以发展出健康的心理。英国怀特岛研究也表明，适度的逆境可以锻炼人的心理韧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人生中以积极事件为转折点的人生拐点。研究还指出，心理韧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非人的特质。种种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不仅仅是面对负面环境的权宜之计，更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免疫系统”。

傅小兰老师的汇报让我受益良多。有趣的是，在大会汇报中，我注意到老师所提到的一句话，“建议大家这样做，但我做不到。”，当时会场上大家都笑了。老师建议大家保证自己的数字断联权，不把手机带进卧室，但她说她自己做不到，而且她在汇报中十分坦诚地提到了自己的焦虑。

傅小兰老师的汇报把我们平时所关注的情绪问题拉向了一个更高的视角。在这个网络时代中，“内卷”、“内耗”、“焦虑”、“抑郁”已经成为热词。我们面临着信息过载和认知瘫痪的问题，不仅要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情绪问题，还要应对网络环境中的情绪感染。在这个焦躁的时代里，我们不妨静静地坐下来看一看：路边的人们行色匆匆、地铁上的人们低头捧着手机、课堂上的学生眉目泛起皱褶。焦虑和抑郁从来不只是论文中的学术术语而已，它们像是一团乌云，笼罩周围，连已经站在心理学巅峰上的老师都会感叹一句“我做不到”。心理学和学心理学的人，原来从来不是站在山顶的，他们也处于时代的车轮之下。这辆马车越跑越快，掉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没有改变时代的权杖，便只能用心理学作为武器，心理韧性就是其中之一。

心理韧性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重大压力时，能够良好适应的能力。它不是指感觉不到痛苦或困难，而是指在经历这些负面事件后，能够“反弹”回来，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和变得更强。傅小兰老师将有心理韧性的人比喻为竹子，有弹性、虚心、顺势而为，根系发达。对此，我感触较深的是——根。在这个激荡的时代中，有人将“及时行乐”作为自己的“根”，于是有了各种娱乐产业的兴盛；有人致力于将自己的“根”依附与别人身上，于是追星热潮便产生了；也有一批人，他们坚持认为这个“根”是自己内部长出来的，不断向上的力量与生命力，于是，心理学繁荣了。

或许，地面上的狂风不断，吹折了许多树木，但只要地下的根系还在，狂风暴雨其实也不足为惧。这个根系，我认为是——生命力，是对生命的向往，对向上生长的渴望。河上没有桥可以等待结冰，走过了漫长的黑夜，就是黎明。

心理韧性不等于坚强，不等于没有情绪，这是傅小兰老师说的。我有一个更加大胆的猜测：我所理解的心理韧性，是一片大海，允许一切发生，允许风雨的存在；也是一棵大树，它甚至可以无数次在冬雪中折断，只要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再次发芽的可能性，生命的魅力就在这四季的轮转之中。

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庄子·杂篇·列御寇》

11月15日，Robbins教授汇报了强迫症的神经和心理基础，他总结了强迫症的表征和亚型，指出强迫症的常见诱因是由于习惯与目标导向失衡、灵活性失调、以及情感脆弱性（抑郁、焦虑等），并用神经影像揭示了强迫症的神经机制。

冯廷勇教授汇报了《拖延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及干预》，他们原创性地提出了拖延行为的时间决策模型，其中两个重要因素是任务厌恶与结果价值，冯廷勇教授还解析了拖延行为的形成与主要影响因素，并基于此进行了干预实验。

秦绍正教授汇报了《压力激素觉醒反应的心理与神经内分泌启动模型》，探讨了觉醒的HPA轴以及觉醒如何支撑认知、调节情绪。

张丹丹教授汇报了《情绪调节的前额叶机制》，她们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外显情绪调节，聚焦于认知重评和分心两个策略。首先她们通过一个实验使用高频的TMS激活了腹外侧前额叶。研究二探讨了腹外侧前额叶对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的特异性机制，实验表明腹外侧前额叶与社会疼痛而不是生理疼痛相关，揭示了腹外侧前额叶的特异性机制。研究三表明腹外侧前额叶更多与认知重评策略相关，而背外侧前额叶与分心策略有关。研究四揭示了从背外侧前额叶到腹外侧前额叶的情绪调节通路。

听完11月15日上午主会场的汇报，我接触到了有关心理学的国际研究视野以及不同领域的观点。我的研究方向是主导感，Robbins教授有关强迫症的汇报让我学习到了主导感相关的交叉领域（强迫行为也伴随着主导感的异常与失衡）。在平日坐在工位埋头苦干时，也应该走出去看看。心理学领域是流动的，若只是一味地局限在狭窄的视角里，永远没有办法实现自身以及学科的进步。

冯廷勇教授所汇报的拖延行为是我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方向。在当时的汇报中，我只是对汇报进行了认知上的加工，但当回到学校，在组会上跟老师和同学一起分享的过程中，又拓展了我的收获。因为在组会分享上，有个同学提到她认为“拖延行为不止与任务厌恶以及结果预期有关，还与目标的重要程度有关”，另外又有同学补充，“与任务量也有关”，甚至在组会上，我们把拖延行为和主导感也联系了起来，展开了一场关于“主导感强的人是更会选择拖延还是不拖延？”的讨论。也许我们的讨论并不充分也不够科学，也许我们的观点不够成熟也缺乏数据支撑，但我相信，任何伟大的研究和结论，一定起源于一个小小的疑问和想法。组会上大家积极讨论、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氛围，是我当时考研时想象到的关于科研最好的模样。

秦绍正教授的汇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们有关觉醒和压力激素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五年，在大家都在比拼文章数量的时候，原来真的有人选择用十五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作为一个学生，平日里我总是狭隘地追求快速的正反馈，总是因为负面反馈而受挫，而忽略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一时失败和一时成功不过是常事。摒弃自己内心的喧嚣和浮躁，不妨静下心来，潜心坚守，寂静等候。

之前听到过一句话，也许一个好的研究者并不擅长表达。在心理学这个交叉领域，不仅要求我们有强大的逻辑思维，还要求我们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要能够把数据转化为大众能听懂的语言，要能够“讲好一个故事”。从张丹丹教授身上，我看到了这两者几乎完美的结合。张丹丹老师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逻辑清晰、条理清楚地讲完了四个研究。她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人感受到了她身后的旷野，语气温柔但坚定。希望有朝一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当我站在组会汇报或者答辩的讲台上时，也能有她的从容和淡定。

上午场的汇报十分精彩，我仿佛走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殿堂，里面陈列着许多瑰宝。尽管每位老师的汇报只有二十分钟时间，但这二十分钟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探索与追求。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从拖延行为到强迫症再到觉醒，似乎人身上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心理学家们都早已想到。他们不断求索，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人的解放与幸福。巧者劳而智者忧，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忧而劳”的人，人类这辆列车朝着更光明的前方驶去。

总有一些事情是宙斯的神威鞭长莫及的，那是一些太小的事情，在那里，便有了西绪福斯的幸福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在分会场五（跨生命周期的情绪调节机制与AI赋能—从发育轨迹到干预优化）中，王园园教授首先报告了《情绪诱发的记忆偏差效应：抑郁可能重塑个体对童年不良经历的回忆》。她指出，以往的研究大多从童年创伤（忽视、虐待等）如何导致心理问题的角度出发，而她们课题组致力于纵向追踪抑郁状态下个体对童年创伤回忆的扭曲，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参考。向燕辉教授提出问题：如果说在咨询中，患者阐述的童年经历是经过扭曲的，那临床诊断是否需要一个判断童年创伤的客观标准？这是第一场汇报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戴琴教授汇报了《青少年亲子疏离及爱能干预训练的奖赏机制》，她指出，亲子疏离可能成为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个靶点。童年时期的依恋会影响社会奖赏，而社会奖赏是导致抑郁的重要机制。她们致力于从依恋关系上影响社会奖赏，进而改善抑郁症状。在汇报中，戴琴老师回答了第一场汇报中的问题，令人深思。临床诊断童年创伤是否需要客观标准，对此，她说，“童年创伤，能感受到，那就是创伤。”

心理学需要数据，需要数据来验证真理，各位老师的汇报让我知道，心理学还需要温度，需要温度来抚平伤口。印象深刻的是戴琴老师后续的研究将会把爱能干预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可以改善情绪，恢复注意力与认知资源，自然环境是心理学的“秘密武器”。之前有新闻报道，韩国麻浦大桥是一条横跨首尔汉江的大桥，以“自杀大桥”著称，原因是这条大桥每年都有许多人轻生。当政府为了降低自杀率在上面写满了温馨的话语时，自杀率依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我想，也许所谓温馨的话在过大的悲伤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话语做不到的，鲜花可以做到？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六楼的花园，每到夏天开满了蔷薇花，冬天也会有各种花卉。鲜花与绿叶横在了花园与悬崖之间，再悲伤的人也会被自然的美好所吸引。如果内心是荒漠，其实可以不用着急拔掉杂草，只需要种满鲜花。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抬头却看见了月亮

——《月亮与六便士》

吴健辉教授在分会场中汇报了《心理韧性的全链路研究：调查、机制、评估与训练》。他总结了国民心理韧性在各年龄段的发展情况，并指出压力事件导致心理疾病，而心理韧性在其中起着调节作用。一系列的数据表明，错误敏感性、知觉敏感性、奖励敏感性对心理韧性有影响，敏感者的心理韧性差于一般群体。那么如何提高敏感者的心理韧性？吴健辉老师提出了几个点：一个是内部控制感，一个是社会支持，以及认知灵活性和生命意义感。老师在汇报中分享了课题组研发的心理韧性锻炼的小程序，尽管有效果，但使用者依从性并不是很高。

印象深刻的是吴健辉老师认为大家对心理学单个技术的干预效果要求应该适当放低，“只要能治愈一部分人，那就有存在的必要。”这句话掷地有声地回荡在大厅。通过老师的汇报，我看到了心理学干预研究的困境：人的心理无比复杂，在干预的过程中也存在无数的变量，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既然对大部分人都无效，那我们为什么还在为之努力？因为有人需要。社会学家致力于群体研究，但心理学既然关系到人的幸福，那个体的任何情绪问题都不应该被忽视。一个人的幸福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进而关系到社会的幸福。一个方法，如果能够对一个人有效，那就有存在的必要。

张文新教授在主会场汇报了《校园欺凌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他总结了全球及全国的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健康环境悖论，指出在总体校园欺凌水平较低的环境中，个体受欺凌会导致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张文新教授和吴健辉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少数人”视角，在统计学上还在追求显著，考虑最大的效应时，他们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让我明白了，比起“大爱”，心理学更“博爱”，爱每一个完整和不完整的人，爱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爱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为那群暂时没有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伸出了一只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

在11月16日，张效初教授为我们介绍了Ti刺激技术的最新进展。Ti技术结合了传统的经颅电技术和DBS技术的优点，用于心理学研究。王艳梅教授分享了《社会互动过程中人际情绪趋同和调节的脑际神经机制》，范方教授汇报了《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研究与临床思考》，钟元教授汇报了《情感障碍脑网络机制》，群英荟萃，目不暇接。正如李红教授在闭幕式上所言，他们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成就了心理学领域的繁荣，但没有站在台上的人也不必因此焦虑，时间会给出答案。

推动心理学走向融合，让心理学回归心理学

在听完各种精彩的汇报之后，我自己心中已经有了关于这场会议的另一主题——推动心理学走向融合，让心理学回归心理学。

从我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两个独立的阶段。心理学一开始并不是它本身，它从哲学的身体里分离出来，正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去认识自己，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情绪。我本科并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本科所学习的新闻传播，让我更好地认识了这个网络时代，了解到了媒介中的情绪传染、群体极化、后真相时代等等，但我发现本专业所学的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指向了“人”，于是我想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向外转变为向内，向内去探索人的心理。也许，一切外部的现象都是起源于内部的变化。

我在这次大会中看到了“融合”。有的专家学者将心理学与AI结合起来，帮助改善情绪问题；有的专家学者将心理学与医学结合起来，用更科学的模型计算诊断心理问题；有的专家学者将心理学与环境结合起来；有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心理学一直在向前发展，“融合”让我们看到了它并非孤立无援，它和其他学科一起在生长。我们有了更多的科学手段、更多的指标、更多的技术去达成目标。

心理学当然要走向融合，但请务必让心理学成为它自己。当我们在技术这条路上太过纠结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想起，心理学当初为什么出发？尽管我们拥有了许多指标，但就像戴琴教授所说“能感受到的创伤，就是创伤。”在众多的学科中，心理学科是最该以人为本的，因为它的诞生，本来就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

所有的技术手段、科学方法、指标判断、仪器设备以及高端测量都应该指向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走向幸福。因为心理学的武器是“融合”，但本体是它自己。

编辑：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