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目前已致全球6亿多人感染该病毒，并造成6000多万人死亡。亲社会行为(如合作、捐赠等)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avel et al., 2020)；相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如囤积产品、获得暴利、减少帮助行为、违反公共卫生指南等)则会加剧疫情的传播(Sobirova, 2020; Barragan et al.，2021)。敬畏是当个体面对广阔的、浩大的、崇高的且超越其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时所产生的惊异的情绪体验(Keltner & Haidt, 2003)。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集体情绪，它能使个体融入社会协作，参与集体行动(Bai et al.，2017)。大量研究表明，敬畏是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子(Piff et al.,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 Rudd et al., 2012)。那么，敬畏能提升与抗击疫情相关的亲社会行为吗？如果能，其产生路径又是什么呢？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袁加锦教授带领团队通过4项研究（两项调查研究，2项实验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四项研究汇聚性地揭示了敬畏情感体验对抗疫相关亲社会行为（包括帮助行为与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揭示了联结感和共情在上述促进效应中的介导作用。研究成果近期在国际积极心理学旗舰期刊《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SSCI一区，IF_2017-2021 = 6.46) 在线发表。

研究1 通过1281人的横断调查完成了特质敬畏量表和抗击疫情相关的系列问题，结果发现特质敬畏能正向预测个体是否在疫情中参与了志愿活动、是否捐赠了抗疫物资以及个体捐赠金钱的数量。

研究二采用纵向研究，考察了个体在疫情期间的敬畏体验能否通过联结感和共情提升抗击疫情相关的亲社会行为。332名被试一共完成了三轮 测 试，每轮测试间隔15天。被试完成了疫情期间的敬畏体验量表、联结感量表、共情量表、以及两个与抗击疫情相关的亲社会行为问题。结果发现，敬畏体验能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而联结感、共情体验在上述关系中起显著的序列中介作用，见图1。

图1：敬畏体验促进亲社会行为及其序列中介路径的交叉滞后检验模型

研究三进一步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敬畏对内、外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路径(N=153)。被试首先完成了情绪前测，接着按照所诱发目标情绪状态的不同，将被试随机分为了三组（敬畏组、愉悦组与中性组），每组被试随后通过完成回忆-写作任务以诱发目标情绪，之后完成情绪诱发检查和与联结感、共情、以及抗击疫情相关的亲社会行为问题的测试；亲社会行为指标包括对内群体(即国内)和外群体(其他国家，如日本)的帮助意愿、帮助行为与合作行为的测量。结果发现，相比于愉悦和中性情绪，敬畏情感体验不仅提升了个体对内群体的亲社会行为(如做志愿者的意愿、对国人的捐赠)，还提升了个体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如对国外疫情地区的捐赠、抗疫合作等)，这一促进作用的产生是因为敬畏情感体验增强了个体所体验到的与他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联结感（增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联结感的增强又进一步促进了个体对他人与社会的共情体验，从而触发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自然敬畏通过小我（small self）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路径不同，抗疫背景所触发的社会性敬畏对亲社会的促进与小我并无显著关联，且该序列中介效应在控制掉小我的潜在贡献以后依然稳定存在（见图2）。

图2：诱发抗疫相关敬畏情感增强被试的联结感（A），被试对内群体（B）和外群体（C）的亲社会行为，及联结感与共情对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序列中介作用 (D-内群体；E-外群体). WBV - willing to be a volunteer; WDMa - willing to donate materials; WDMo - willing to donate money; AMD - amount of monetary donation, WC - willingness of cooperation.

研究四采用与研究三相同的方法，考察了敬畏对疫情期间献血意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N=156)。结果发现敬畏提升了个体在疫情下无偿献血的意愿，且再次验证了联结感和共情在两者之间的序列中介作用，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小我的贡献以后依然稳健存在（见图3）。

图3． 诱发抗疫相关敬畏情感提升个体的联结感与无偿献血意愿（A），以及联结感与共情对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序列中介效应模型（B）；WDB - willingness to donate blood; WRBW - willingness to register online.

Schneider(2009)认为，敬畏对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发现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在于敬畏提高了个体的小我（即个体感知到自我的渺小感），而感知小我能提升亲社会行为。而我们的研究却发现，疫情背景下的敬畏体验能广泛促进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不受受助者群体身份的影响，且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敬畏相继提升了联结感和对他人的共情，从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相反，小我的中介作用却不显著。这种不一致与前人研究多采用自然场景诱发敬畏（即自然敬畏，如宇宙视角下产生的敬畏），而抗疫背景下的敬畏体验属于社会敬畏（如对忘我战斗的逆行者、医务人员产生的敬畏）。因此，本研究拓展了我们对敬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产生路径的认识；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提示，提高敬畏感能够促进人们在公共危机下的联结感和共情体验，这能激发人们参与对抗危机的意愿和行动；而且，敬畏能使个人超越自己的身份边界，这能提升对外群体的帮助行为。

该成果通讯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袁加锦教授，第一作者为内江师范师院副教授、团队博士生罗利，合作者包括武汉体育学院邹容副教授与西南大学杨东教授。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671164, 31971018)，四川省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人才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7XJC190004)的支持。

 论文检索信息：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oi:10.1080/17439760.2022. 21316 07.

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439760.2022.2131607